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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爱国侨领、集美校友黄周规先生(上)

    2014年08月14日 

 

嘉庚式人物之六:

 

 

“爱国是我自己要做的,不是人家叫我去做的。”

——记印尼爱国侨领、集美校友黄周规先生(上)

 

黄周规(1910-1983

 

 

生平事迹简介[1]

黄周规(1910-1983),福建南安人,印度尼西亚华侨领袖。19101230日生于福建南安金淘区楼霞乡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入读集美师范。在集美学习期间,受党的进步思想影响即参加进步活动。大革命时期,曾代表学生参加“厦门集美学生总会筹备会议”,进行反蒋、拥护共产党的活动。集美师范毕业后,又依靠助学金,进入集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32年以优等成绩毕业。同年,前往印尼万隆。

到印尼后继续进步爱国活动,一面当店员,一面在夜校当教员,宣传祖国文化和进步思想。在印尼30多年间,积极参与和组织领导大量爱国进步社团的活动。1934年担任万隆华侨业余体育会副主席、主席等职。1937年抗战开始,他即以体育会为基础扩大组织,并通过“钱筒”运动,抗日的歌咏、戏剧、球类比赛,特刊、广告等多种形式筹款,支援祖国抗日。甚至不顾荷兰殖民政府禁令,把《延安颂》改为《山城颂》公开演出,对宣传党的抗日救亡政策起了积极作用。1938年担任万隆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筹赈主任、顾问、体育筹赈主任及战时救济委员会委员,并将捐募之款支援祖国抗日救国。19413月,出席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召开的南洋闽侨代表大会,被选为执行委员,并列席第二次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代表大会。

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印尼,大肆逮捕抗日的侨团负责人,黄周规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尽严刑毒打,监禁七个月之久,仍坚贞不屈。出狱后,继续宣传抗日,并暗中做其他难友工作,致使敌人收买拉拢等阴谋未能得逞。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立志献身社会事业,毅然离开在万隆与弟弟苦心经营多年的商号,到雅加达专心致志于爱国民主运动。他首先与其他爱国志士共同发起创办进步报纸《生活报》,并任董事长兼社长。该报倾注了黄周规无数心血,是当时发行量增长最快、影响最大的印尼华文报纸。不但对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促进华侨爱国大团结、推动华侨爱国进步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还为发展印华文化、培养青年写作者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次外也成为了1945196520间印尼华侨爱国团结和中印关系的历史记录,见证了上世纪4060年代印华社会的风云变幻

此外,黄周规还担任“民众生活社”主席、雅加达中华总会理事、“吧城中学”董事、“新华中小学”董事长等职,并筹募款项支援祖国的解放战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积极组织并参加了雅加达几十个华侨团体联名向祖国发出热烈庆祝的贺电。1950年庆祝中印尼建立邦交时,黄周规抱着极大的爱国热情参加了庆祝活动,担任大会主席团委员,宣读了致毛主席和苏加诺总统的贺电;并热烈迎接第一任驻印尼大使王任叔同志到任,在几万人的欢迎大会上,代表印尼华侨致了欢迎词。此外,他还担任雅加达中华篮球总会副主席、万隆华侨中学董事、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第一副主席、南安公会副理事长等职。他还为家乡的文化、卫生事业募捐款项,扩建南安侨光中学、斗南小学,创办群众医院,还积极支持和赞助各有关侨团、侨校、侨报的工作。多年来所做大量工作,对推动华侨爱国进步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

1951年由于印尼当局逮捕爱国侨团负责人,黄周规第二次被捕入狱。在关押受审期间,他表现了爱僧分明的坚定立场。3个月后,才被无罪释放。[2]

1953年黄周规应邀参加回国观光团,任副团长,并出席了由何香凝主任主持的中侨委在怀仁堂举行的第一次侨务扩大会议,任大会主席团成员。

在周恩来、刘少奇、宋庆龄、郭沫若、陈毅、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访问印尼时,他都积极参加主持筹备欢迎大会,负责保卫工作,以保证国家领导人的安全和成功访问。1961年反排华斗争时,他任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协助祖国政府接侨委员会副主任,侨团总会协助选择国籍委员会副主任。爱国老人陈嘉庚先生不幸逝世时,担任雅加达华侨追悼陈嘉庚先生大会筹备会副主任,并在大会上热情介绍和宣传了陈老先生的爱国生平事迹。

1965年印尼发生“九三0”事件。为安全起见,经中国使馆安排,1966年黄周规携券回国定居北京。归国后,他一如既往地关心首都和祖国的四化建设,历任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委员、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致公党北京市常务委员会委员。期间,经常带病研究华侨史料,参加政协北京市常务委员会、全国侨联、中国致公党的各种政治活动。198345日,在北京病逝。

在临终前的遗言中,黄周规只字不谈个人家庭问题,却谆谆教导子女要为祖国的统一和统战工作多做贡献。在弥留之际,他曾平静地对家人说过:“爱国是我自己要做的,不是人家叫我去做的。”这是黄周规先生一生留下的最后一句至理名言,也是他一生爱国光辉事业的总结。

 

 

在集美学校读书

因家境贫寒,黄周规直至9岁才得以入读一所由乡亲在南洋致富后回乡创办的免费供穷苦孩子读书的斗南小学。因此,他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1926年夏,小学毕业。鉴于黄周规在整个小学阶段品德、操行优良,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在家乡办学的华侨富商爱才,遂决定提供助学金,资助黄周规继续深造。黄周规喜出望外,立志要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

 

黄周规怀着对未来的憧憬,金榜题名,如愿以偿地考入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师范学校。事隔多年,当他回忆当时买舟南下厦门转集美赴考的情景,依稀如昨,情不自禁写下忆昔旅途诗一首:“溪舟顺水东南行,两岸风光景色鲜。浪静船身平又稳,急滩舵手扳且擎。夕红映水连天色,倦鸟归林杂歌声。报考如能得顺利,自当努力勉前程。”这句“自当努力勉前程”不但反映了他当年出故乡时的心情和自勉,也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铭。

陈嘉庚先生爱国爱乡,热心办学的事迹,早已传遍海内外,为众人所钦仰。正是因为景仰陈嘉庚,黄周规选择了报考集美学校,并将陈嘉庚写进了他的入学考试作文——“我所崇敬的伟人”一文中。[3]

在集美师范读书时,黄周规没有辜负斗南校主的期望,不但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而且是学校里小有名气的体育运动活跃分子,尤其喜好篮球运动。这也为他后来在印尼组建文体社团,在华侨中倡导健康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打下了基础。

1927年,正当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时,412日,蒋介石背叛了革命,使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毁于一旦。对于蒋介石的背信弃义,黄周规非常愤慨,于是便参加了学生会的一些进步活动。1930年,以厦门大学进步学生为主的厦门学生,准备组织厦门、集美学生总会,开展进步活动。一向积极参加各种健康活动的黄周规被同学推派为代表,前往厦门参加筹备会议。会上,大家推选厦门大学的代表苏吉辉为筹备会主席,代表们摩拳擦掌准备好好做一些进步工作。孰料几天后,不幸的消息传来,苏吉辉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旋即又传来消息:苏吉辉被解往省城福州了。这样一来,下级学生会无法得到指示,也就无法组织起来。这件事对满腔热忱想做一些进步工作的黄周规如当头一棒。也就在这年夏天,他参加了厦门大学的暑期进修班,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者。[4]

集美师范毕业后,黄周规又依靠助学金,进入集美高等师范学校,1932年以优等成绩毕业于该校。同年,应亲戚之邀,黄周规前往印度尼西亚万隆。虽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及雄心大志,想为国为乡服务,但现实生活让他只能选择先为衣食奔走。从此,黄周规侨居南洋,饱经艰辛,终于成就一番爱国大业,建立了卓著功勋。

第十届联合运动会上,高师组获总优胜,喜好篮球的黄周规为成员之一

1930年摄,旅集美南安同学会联欢会于集美音乐亭留影

 

1932年高师一组毕业纪念照(第三排右起第一人为黄周规)

 

 

黄周规与《生活报》[5]

提起黄周规的名字,不能不提到由他创办的《生活报》。1945年创建之初,《生活报》半周刊发行不及7000份;到1958年,日报发行将近30,000份,周报也达20,000份;1960年鼎盛时期,日报更增至55000多份,周报则发展到30000多份,这种扩展速度在海外华文报纸中实不多见。

1945年日本投降后,黄周规颇具远见,认为南洋重光之后,应很快有顺应新形势的侨报出现,宣传民主爱国,促进华侨大团结和中印(尼)友好,他立即与王纪元、张又君等人在雅加达创办《生活报》,任董事长兼社长,王纪元任副社长,张又君任总编辑。《生活报》于19451024日先出版三日刊亦即半周刊。

创刊伊始,条件十分艰苦,社址是向侨商翁福林先生借的,更无办公设施可言。报纸先是找时代印刷所承印,后由于受到国民党方面的压力,时代印刷所后拒绝承印。黄周规几经艰辛,才另购得印刷设备和中文字粒,自己排版印刷,半周刊才不致中断。后又设法弄来一部可印大张报纸的平板机,这才在194721日实现了日报的出版,并把半周刊改为《生活周报》。直至1965九卅事件后,《生活报》最终被迫永远停刊。

19491227日,荷兰正式移交政权給印尼,为了表示庆祝,黄周规决定在《生活报》报社门口同时升起红白旗和五星红旗。这是在中印(尼)还未建交的情况下印尼首都出现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因而在华侨界引起轰动,许多侨胞特地跑到报社门口,感受强烈的新时代气息。《生活报》站在时代前列,起了一马当先,带动万马奔腾的作用。

19607月,在芝马圩,印尼军人在迫迁过程中,悍然枪杀了两位华侨妇女叶金娘和杨木妹,印尼军部极力掩盖真相,封锁消息。黄周规义愤填膺,他向前往验尸的中国领事了解情况后,便口述事件发生经过,由外勤记录成文,以特大字号做标题,在《生活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芝马圩惨案的长篇报道,派报员拿到各国记者云集的外交部附近叫卖,独家新闻迅即轰动了各国。谈起这一往事,黄周规曾表示:对于这一惨案,若不如实报道,则对不起广大华侨。我甘冒报道后报社被封闭,本人被逮捕的危险,对这流血事件绝不能坐视不理。

早在芝马圩惨案发生前四个月,亦即19603月,印尼当局已宣布不发给中文报印报的卷筒纸官价购买证,《新报》等中文版报纸被迫停刊了。黄周规冒险购买昂贵的黑市卷筒纸,《生活报》再坚持出版了六七个月,经济上实在难乎为继,才于当年107日停刊,芝马圩惨案的长篇报道正是这期间用黑市卷筒纸刊印的,为了伸张正义,反对排华,黄周规威武不屈、正气凛然的民族气节令人敬佩。

即便是在被迫停刊的日子里,黄周规依然带领同仁继续作了不少工作,在夹缝中求存,例如出版小册子,介绍华侨文艺作品及中国的锦绣河山。19634月,刘少奇主席携夫人王光美访问印尼,时任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副主席的黄周规参与接待,并组织出版了刘少奇访印尼画册专辑。这本专辑反映了印尼人民特别是侨胞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厚感情。1966年,黄周规所珍藏的该画册连同《生活报》合订本全集一起被他冒险带回了祖国。文革时,收藏这本画册曾出现过危险,但最终还是被他安全保存下来。黄周规极希望能亲自将画册送給王光美。之后,在王光美来探望病重的黄周规时得以实现这一夙愿。

期间,黄周规一直连任董事长兼社长,他经历和见证了《生活报》从创办到停刊的全过程。《生活报》整整20年为发展印华文化,培养青年写作者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也倾注了黄周规的无数心血。《生活报》资料室每个月都要把日报与周报装订成册,资料齐全。为了保存这珍贵史料,不让它们湮灭在当时印尼暴政之下,归国时,黄周规冒着生命危险,宁可自己少带衣物用品,也要把六大箱的《生活报》全套合订本带回祖国。可以说,这六大箱文物承载了从19451965年印尼华侨爱国团结和中印关系的历史记录,见证了上世纪4060年代印华社会的风云变幻,是黄周规他心血的结晶。《生活报》就是他生命的组成部分,他与《生活报》是融为一体的。19948月,遵照黄周规生前的遗愿,其家人将全套《生活报》资料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现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当时举行了隆重的赠书仪式。黄周规保存抢救了珍贵的印华文物史料,功在千秋后世。

黄周规在报社办公室

1952年《生活报》乔迁至HayamWuruk新址。上图为《生活报》报社大门,下图为报社办公室及厂房

 

在《生活报》捐赠仪式上,黄周规夫人李月卿女士与孙副馆长及致公党诸领导合影纪念(1994916日摄于北京图书馆)

 

 

参考文献:

[1] 《纪念印尼侨领黄周规-黄周规先生爱国事略》,P69-72

[2][5]黄周规与《生活报》,http://guojiribao.com/www/index.php?mod=index&con=search&act=search

[3][4]黄周规,悼念母校创办人陈嘉庚先生(19618),《纪念印尼侨领黄周规-黄周规先生爱国事略》,P2-3

 

 

 

(陈俊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