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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引领超帮派爱国运动————1940年前陈嘉庚获星华政府许可成为超帮侨领之原因探悉

    2014年08月14日 

二战前的陈嘉庚成就很多,除了办学与领导星华筹赈会、南侨筹赈总会、南洋闽侨总会(1941年成立)与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194112月组织)等外,其最重要的成就,在于为中国与殖民地两政府所公认的政治领袖。而其领导才华、毅力、干劲及强有力的领导作风,为战前东南亚华族史上所仅见。[1]

可能很多人认为,陈嘉庚之所以在30年代能获得星华与华侨的政治领导权,是由于当时的中、星两地危机——日侵。但其实,陈嘉庚的这种领导权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积累,以及陈嘉庚自身能力及当时的诸多因素促成。本文试就1940年前陈嘉庚获得华社拥护以及英殖民政府、中国政府的许可与认同,成为屈指可数的超帮侨领,成功领导新加坡华社开展抗日爱国运动之原由进行探悉。

 

 

“同安精神”造就陈嘉庚不平凡的一生

陈嘉庚的祖籍地——厦门集美,原属同安县。出洋前16年的耳闻目染与熏陶,让陈嘉庚亦成长为了具备典型“同安精神”的同安人。在日后的岁月里,陈嘉庚如千千万万的闽籍华侨华人一样,在南洋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如今,“同安精神”被诸多学者归纳为造就众多闽籍华人成功的品质因素之一。

著名同安领袖、陈嘉庚的族亲——陈延谦先生,曾对同安人的特性作过中肯的评断。他认为“同安人之个性极强,由长处方面看是具有义气、果敢、独立前进之精神;由短处而言,则不能谦恭待人,稍遇不满意事,动辄使气任性。”这些优良的领导品质,大都反映在20世纪旅新同安领袖(诸如陈祯祥、陈嘉庚、林金殿、叶玉堆、陈延谦、陈六使、陈振传等)的办事作风与特点上。[2]

依杨进发博士之言,陈嘉庚“以身作则”、“坚韧不拔”、“贯彻始终”的领导作风,即是“同安精神”的具体表现;而其一生中所坚信不移的领导风格——敢作敢为、敢怒敢言与敢想的言行,是“同安精神”的最高表现。因此,陈嘉庚被杨进发誉为“同安精神”的典范。[3]

 

个人实业发展及个人魅力释放

从最初涉足米业,再到种植黄梨、开办冰糖厂、饼干厂等,直至1907年购买18万粒橡胶树种入种福山园,陈嘉庚的实业霸主地位由此而奠定。陈嘉庚凭借日益增长的实业,进入了新加坡华社的上流社会,不但加入当时的富人俱乐部——怡和轩俱乐部,还成为树胶公会、福建会馆等重要华社主流社团的骨干成员。

然而,与其他一般富商不同的是,陈嘉庚一生为富而仁。不但懂得“取之社会、用之社会”之道理,而且积极地推行之,把所赚取之财富,大胆地贡献于教育及慈善事业上。他自称在战前牺牲教育费坡币800余万元,而新加坡《海峡时报》则估计陈一生用在闽省之教育费,超过l000万元新币。在闽南教育事业方面,从1913年开办集美小学校始,幼稚园、中学、师范、水产航海与商业等校,至1921年开学的厦门大学,陈嘉庚的声誉与社会地位都在无形中提高。新加坡方面,陈嘉庚是道南学堂的创办人之一,且担任该校之正总理多届(1911年、1917-1919年、1922-1929年等)。他也是1918年南洋女学校的发起人与董事之一。此外,他还协同在新闽帮同侨开办爱同学校(1912)与崇福女校(1915),成为闽帮的教育热心家。但是,陈嘉庚号召各帮侨领,倡办闻名东南亚的华侨中学(1919321日开学)与南洋师范学校(1941),是他在星对华文教育最主要的贡献。同时,这两种超帮的教育活动,使他奠定了超帮的社会领袖地位。[4]

此外,陈嘉庚对星华社会所主办的慈善事业也十分热心地参与或领导,比如,1917年为筹赈天津水灾而中选为水灾游览会会长;1918年担任新加坡同济医院筹赈广东水灾捐之财政;1923年为星洲筹赈日灾会之名誉会长之一;1924年,新加坡海天游艺会为筹赈闽粤水灾而举行游艺会,陈嘉庚复中选为正主席,为闽粤水灾筹募新币5万元有余。[5]

这一连串的活动不但加强了陈嘉庚本人的组织与领导才能,而且亦巩固了他在领导华侨社会之声望与地位。同时,陈嘉庚办事与领导才华也逐渐被英殖民政府所赏识及承认,为其后得到英殖民政府许可,出面领导南洋华侨进行爱国运动做好了铺垫。

 

华社方面

二战前的星华社会是一个帮派林立,因利益矛盾而相互冲突、消长、调和的社会。而在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传入与冲击下,帮派观念在华族社会中却仍根深蒂固。[6]由此,帮权之争朝夕难避。在这个帮权冲击、帮派分合的社会中,以省、州或方言群体为依托的地缘组织,便是各帮的最高机构,如闽帮的福建会馆、客帮的南洋客属总会、琼帮的琼州会馆等。

而要成为超帮领袖,当然首先要成为这些领导组织的一帮之长。之后一帮之长还须通过两条升堂入室之途径:一为跃上中华总商会董事之宝座,堂堂正正地成为埠中全体华族的代言人。其二则是通过帮的最高机构,以帮首的名誉号召或推动各种超帮的社会活动。[7]三十年代,陈嘉庚以福建会馆主席身份,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运动,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陈嘉庚不但以福建会馆主席身份,对福建会馆的体制及所属华校进行了成效显著的改革,还以怡和轩俱乐部主席等若干重要身份,解决各帮派间的各类冲突和械斗等事件,为缓和华社帮派矛盾、促进华侨团结、提高华侨子弟教育、就医等诸多方面都做了很多事情,不但使陈嘉庚身边逐渐聚集了诸多各类才俊,成为他日后实业、政治事业的智囊,同时也令本帮派华侨及其他帮派众华侨心服口服,为陈嘉庚在之后屡次获得高票获选,得到全新加坡乃至全南洋华侨的拥护打下了基础。

 

中国国民政府方面

至于中国国民政府之所以会承认陈嘉庚无党无派的政治领导权,一方面是由于在1940年陈嘉庚回国慰劳之前,陈嘉庚都是十分支持及拥护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的。包括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后,陈嘉庚不仅“手订规则‘拥护南京政府为首要目的’,交《南洋商报》经理,命悬挂办公处”;[8]还在各大会场、会馆等公共处悬挂孙中山画像;始终尊称蒋介石为“蒋委员长”以及“购机寿蒋”[9]等;此外,山东济南惨案发生后,陈嘉庚领导华社源源不断地为蒋政府输入经费支持,以助蒋政府抗日等。诸多事实使蒋政府对陈嘉庚颇多好感。另一方面,在于蒋政府敬重陈嘉庚鞠躬尽瘁与“毁家兴学”的爱国言行。由此,自山东筹赈会后,陈嘉庚被中国蒋政府委为侨务委员会委员(1932-1936年);1935年陈受蒋介石赠予二等采玉章,承认其在教育上之贡献;1938年,更委任陈为参政院之海外参政员之一。[10]

而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当时在新的国民党被英殖民政府定为非法,不能合法地活动。以上种种,共同促成了陈嘉庚能得到当时的中国蒋政府公开承认是南侨爱国运动的首脑人物,从而获得对在新及南洋数百万华侨的领导权。至于194012月陈嘉庚领导回国慰劳团返新后,中国政府对陈嘉庚领导权之不满与不信任,并企图推翻及剥夺陈嘉庚继任及领导第二届南侨筹赈总会的运动等,这是后话。

 

英殖民政府方面

据杨进发博士分析,陈嘉庚领导华族的爱国运动之所以能得到英国殖民政府的容忍,是有其历史条件的。首先陈嘉庚当时是英籍民,曾经多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经济及思想上支持英国对德之战。

其次,陈嘉庚本人自1918年起被英政府委为太平局绅,1923年成为华人参事局绅,屡与华民政务司署等重要人物有所接触。其中,有一个历史巧合,就是1933年始为华民政务司署帮办的一等翻译官孙崇瑜,亦是怡和轩会友。在20-30年代的爱国救亡运动中,孙崇瑜始终是陈氏的密友与重要而可靠的智囊。孙本人支持陈嘉庚领导合法的反日爱国运动,因而曾多次向其上司疏通,缓和了当局对陈嘉庚政治运动之不满,致使陈嘉庚能够领导1928年的山东筹赈会、1936年的购机寿蒋会、1937年的星华筹赈会与1938年的南侨筹赈总会等。另据学者推断,正是孙氏在多次危机关头支持陈嘉庚,是陈嘉庚19293月顺利夺取福建会馆的领导权,而使受国民党操控的中华总商会未能领导星华筹赈会的主要原因。[11]

再次,陈嘉庚的社会地位很高,当时的总督克里弗亦曾于1928年参观陈嘉庚树胶制造厂后,大事赞扬陈嘉庚工业化的贡献与魄力。[12]而由于30年代的华族社会趋向复杂与政治化,社会中的马共与受国民党人士控制与影响的中华总商会,均企图组织下层及统一阵线来领导反日的爱国运动。所以英政府惧怕中日战争会造成马共或国民党夺取民族主义的领导权,以至威胁英政府的统治。因此,马共与国民党不久便都遭严厉取缔。而陈嘉庚则以无党无派的姿态与立场出现。因此,把领导权交给陈嘉庚,选择他出来推动“有调节性与良善组织的筹赈会”,让他领导“合法”与“有限制性”的筹赈运动。这是英国人最为聪明的“分而治之”的政治手段。而陈嘉庚更是一鼓作气,把整个救亡事业搞得风涌云荡、有声有色。更让英政府肯定及接受了陈嘉庚的领导能力和地位。因此,在日本南侵前夕,英殖民地政府又不得不把陈嘉庚请出来,令其领导星华抗敌动员总会,从事宣传、救伤以及劳工等工作,这是英殖民政权承认陈嘉庚之政治领导权的最终表示。[13]

最后,陈嘉庚为无党派人士,他搞慈善性爱国赈灾运动而非亲党派的政治运动,不会与英政府的立场冲突。于是,19285月成立的“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便奠定了陈嘉庚的政治地位。陈嘉庚已非只是一位侨领,而是超帮的政治力量。陈嘉庚所领导的怡和轩俱乐部亦变成了一个有政治性的爱国救亡工作的机关。[14]由此,从1928年的山东筹赈会到日本南进,陈嘉庚以“无党无派”的身分,成功地领导了一次又一次南侨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并得到了两地政府的许可及各党、各派、各帮的大力支持。故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运动,亦可以说是陈嘉庚以“无党无派”的立场领导的超帮与超党派的联合阵线运动。[15]从而,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陈嘉庚时代”。

 

 

参考文献:

[1]战前的陈嘉庚及其政治与社会思想,《陈嘉庚研究文集》,中国友谊出版社,19888月,188页;

[2] [3]杨进发,《陈嘉庚研究文集》,中国友谊出版社,19888月,191-192页;

[4]杨进发,《陈嘉庚研究文集》,中国友谊出版社,19888月,192-193页;

[5]杨进发,《陈嘉庚研究文集》,中国友谊出版社,19888月,194页;

[6] 杨进发,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试谈星华社会结果的本质问题,《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1977年,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3页;

[7] 杨进发,《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1977年,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3-4页;

[8]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P42页;

[9]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P62页;

[10]杨进发,《陈嘉庚研究文集》,中国友谊出版社,19888月,199页;

[11]杨进发,《陈嘉庚研究文集》,中国友谊出版社,19888月,197页;

[12]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6.6.1929;转引自《怡和轩俱乐部与战前星华社会》,杨进发著,《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1977年,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P33

[13]杨进发[],《陈嘉庚研究文集》,中国友谊出版社,19888月,198-199页;

[14]杨进发[],《怡和轩俱乐部与战前星华社会》,收入于《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1977年,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33页;

[15]杨进发,《陈嘉庚与“南侨爱国无党派”》,《陈嘉庚研究文集》,中国友谊出版社,19888月,181-187页;

 

 

(陈俊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