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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支持、拥护孙中山革命之动因小探

    2014年08月14日 

 

19111216日,孙中山途径新加坡,与陈嘉庚会晤(来源:《陈嘉庚画册》1984年,第16幅)

 

 

对于陈嘉庚与孙中山,散落在诸多文献中的文字让我们获悉了一些史实。首先是陈嘉庚当年在新加坡,受孙中山去南洋宣传革命影响,而与其弟陈敬贤一同剪去发辩,加入新加坡同盟会分会,成为拥护、支持孙中山革命队伍的一员。其次,是陈嘉庚与孙中山三次在新加坡的会面。再次,是在孙中山遇资困时,陈嘉庚慷慨资助旅费和汇寄革命经费,以及被推选为新加坡福建保安会会长,主持筹募资金救济军政府,维护福建地方治安等。这些都是陈嘉庚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所做的实实在在的事实。

然而,陈嘉庚为何会如此拥护、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其实,这一问题可以从陈嘉庚关于孙中山、关于革命的言论中找到答案。我们可以发现,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他认同孙中山的革命观点,并持有同孙中山一样的对中国美好未来的憧憬和愿望。因此,这两位伟人最终走到了一起,成为了革命战友和朋友,尽管在组织上是上下级的关系,但是他们互相扶持、相互敬重,共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仅以此文纪念这两位伟人。

 

 

对孙中山“华侨为革命之母”的深刻解读

对于华侨,孙中山赞誉“华侨是革命之母”的名言,举世闻名。对于孙中山之所以会给予华侨这一美誉,作为南洋华侨领袖的陈嘉庚分析认为,其原因“是在清朝统治中国那几百年当中,不断有革命人士从国内被迫跑到南洋去。他们在新加坡组织多样会党,鼓励华侨爱国,当时马来亚殖民政府正需华侨前往开垦,任凭华侨自由活动,赞助祖国革命。在南洋的华侨看到清朝的腐败,大家希望祖国革新、富强起来,便帮助这些革命人士,并参加与支持革命。孙中山先生对华侨爱国热情,深为感动,故称‘华侨为革命之母’。”[1][2]而对孙中山这句美誉的理解,陈嘉庚曾撰文对此进行了一段深刻地解读:

孙中山先生提倡革命,当时国内难以立足,所以到南洋来,南洋华侨因此多所接触,这本来是事实,可是,华侨一回国内,便往往可以听列:“华侨为革命之母”这句话,以华侨对国家有极大功劳,说这话的人,大概以为革命,只推倒满清便足,不须其他了。可是,根据孙中山先生革命宗旨,革命一事,殊未如此简单,工业需要革命,文化也需要革命,还有更重要的一项,就是心理的革命和人格的革命。如果人人人格不加改革,心理不加改革,就是满清推倒,袁世凯打倒,军阀弄倒,也是无用,不惟无用,地方更要纷乱。我说,革命可分公私二种,工业的革命,文化的革命,政治的革命,这是公的,心理的革命,人格的革命,这是私的。公的革命个人做不来,不能做,可以让别人去做,至于私的革命,如心理的革命,人格的革命,这些不能让别人去做,应该自己来做,孙中山先生遗嘱里头说:“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看这几句话,就可以知道革命应该人人能够共同奋斗,事方有济。遗嘱中又谓:“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这段说的,是革命尚未成功,朝野上下,就须人人奋斗,继续努力,如果处处敷衍,不务实际,不惟不配称同志,也还是革命的罪人。事也如是,又何足称为革命之母。[3]

显而易见,陈嘉庚对孙中山的“华侨为革命之母”的理解和对孙中山革命观的解读是深刻透彻的,他不认为华侨仅仅为中国革命捐输点人、财、物力,就可以配称得上孙中山的美誉。他号召众华侨,要真正支持革命,还要率先从自身做起,要从自身心理、人格等私人革命入手,响应革命之号召,参与进这场全民革命,推动民主共和革命的最终胜利。因为,即使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但后续的国家建构和治理才是最关键的,而这些都需要每个人的洗头换面的革新,从内心深处真正的、彻底的,并延续不断的坚持革命,孙中山先生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愿望才能实现,中国才会实现和谐、平等、繁荣的美好局面。否则,不但配不上孙中山先生的“华侨为革命之母”的美誉,且也辜负了孙中山先生的殷切期望。

陈嘉庚的深谋远虑、眼光卓越、深明大义、先知先觉显现无疑,他无愧为中华民族的华侨领袖。

 

 

赞同孙中山‘倡革命,对衣着也革命’的理念

对于孙中山提出的革命理念,特别是革除旧制遗留下来的、令外人贻笑大方的长辫、衣着等陋制,陈嘉庚是极力赞同的。并且,陈嘉庚十分赞赏孙中山以身作则,不穿长衣马褂之表率:“中山先生倡革命,覆满清。其于清时遗制,革除惟恐不尽。衣服一端,亦深切注意,不肯苟且;故一生罕着长衣马褂,自馀革命同志,光复后亦多主废清服,重新规定。”[4][5][6]

然而,民国建立后,众国人的长辫子纷纷落地,惟独长衣马褂却始终屡禁不止,甚至被尊为民国礼服。对此,陈嘉庚不满而焦急。他曾多次上书请求颁令重申废止,但均未被采纳。无奈,陈嘉庚只能撰文,不厌其烦地向国人复述长衣马褂之遗害:“……否则虏服仍存,丑态依旧,不但世界无此服装,为人指点讪笑,且依附阶级陋习,更非平等制度,如学校教师可穿长衣马褂,学生则不可,高级军官可穿长衣马褂,下级士兵则不可,店东职员可穿长衣马褂,而劳动工伙则不可,世界无论何国有是理否?……”[7]并举切身经历之事例说明。民国九年集美学校以及之后陈嘉庚新加坡公司分别请技师来修理电机,技师之不同表现,令陈嘉庚对穿长衣与否之别,大为感叹:“如此骄傲自高,莫非因其身穿长衣马褂乎?技师亦劳工之列,有何高贵可言也,……。”[8]

193711日,上海《东方杂志》新年专号“民族复兴问题”征文,陈嘉庚特撰《复兴民族与服制》一文发表。此文被陈嘉庚多次提及,不但在《南侨回忆录》中提及,后又被《南洋商报》转载,并被收入《陈嘉庚言论集》等专著,如同《住屋与卫生》、《民俗非论集》一样,他的急国家之所急的忧国忧民之观再次显现无疑。

 

 

认同孙中山的简朴低调作风

陈嘉庚和孙中山一样,很忌讳从衣食住行等方面刻意地要与民众拉开距离,显示身份、地位等之特殊。因此,孙中山惟恐革命不彻底,而自己一生即很少穿满清遗留之显示身份地位之别的长衣马褂的做法,陈嘉庚是十分认同并赞赏的。

此外,孙中山闹革命,自然无钱,因此出行等均十分简朴,以节省经费。对于孙中山的简朴,陈嘉庚了解并理解。他在做纪念孙中山演讲时,必定提到孙中山只做二等船仓的事:“孙中山先生是很俭朴的。他这次和过去坐的都是二等舱。”[9]“中山先生几度由新加坡往欧洲,所购船位,概是二等舱位。最后一次回国时,虽有全国领袖之地位,仍是购二等舱位。其原因不但为节俭,亦因一等位乘客每餐须衣礼服,嫌其有贵族色彩,故不专购一等舱位。”[10]从这一点来看,孙中山的这些言行与陈嘉庚自己穿补丁衣、喝地瓜粥、出行简易等为人低调作风及主张“把钱花在刀刃上”的理念如出一辙,是符合陈嘉庚的价值观的。

 

 

对孙中山的纪念和评价

195611月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全国上下以多种形式进行纪念。陈嘉庚积极响应,还担任全国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1111日晚,集美学校师生和集美镇各机关、团体人士四千多人,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大会。[11]陈嘉庚主持大会并发表了纪念演说。他说:“孙中山先生把他毕生几十年的精力贡献给革命,他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很伟大的。现在他的遗志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实现了。我们纪念他,就应该好好学习他,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2]其全文摘要被刊登在了当时的报纸上。1112日对香港《文汇报》来访记者谈孙中山先生在海外的活动时说:“的确,中山先生的为人很值得后人效法,我认为周总理提倡纪念中山先生、学习中山先生,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应当隆重地纪念这位革命先驱。”[13][14]

此外,陈嘉庚还撰写回忆文章《孙中山在新加坡的时候》(即《回忆孙中山先生》)纪念孙中山,由中国新闻社发表,刊登在了当时的《人民日报》上。[15]

可见,陈嘉庚倡议纪念孙中山,以及对孙中山的高度评价,不仅仅是由于他与孙中山先生有过几次会面,亲身聆听、参与孙中山的革命宣传,支持他革命经费,使两人结下朋友、战友之情谊,更重要的是,陈嘉庚认同孙中山的革命观,感佩孙中山为中国的革命前途而鞠躬尽瘁之爱国、牺牲精神。

 

 

结语

由于与孙中山同样有着对中国未来的美好期盼,以及拥有一样的爱国爱民、忧国忧民、为人低调之理念,使得陈嘉庚认同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并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支持孙中山革命。虽然,孙中山走的是革命道路,而陈嘉庚走的是兴学之路,但他们从各自不同的道路出发、前行,共同为中国的美好未来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参考文献

[1][9][12]陈嘉庚: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在集美学校纪念大会上讲话的摘要),《厦门日报》,1956.11.13,第2版;

[2]陈嘉庚:《回忆孙中山先生》,《人民日报》,19561212日,第4版;

[3]陈嘉庚在怡和轩欢迎张馆长及国术南游团会上之演词(19361月),收入于《陈嘉庚教育文集》,226-227

[4]复兴民族与服制,《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一号,1937.1.129页;

[5]复兴民族与服制,原文载《南洋商报》14.1.1937

[6]《陈嘉庚言论集》,2004年,第65页;

[7][8]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52-53页;

[10]陈嘉庚:回忆孙中山先生,《人民日报》,19561212日,第4版;

[11]厦大、集美七千余人集会纪念 陈嘉庚在集美纪念会上号召大家向孙中山学习,厦门日报1956.11.13,第1版;

[13]香港《文汇报》,19561112日;

[14][15]《陈嘉庚年谱》,243页;

 

(陈俊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