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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庆是最早提出“嘉庚精神”第一人

    2014年08月14日 

前段时间偶读《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①]一书。因为提起林文庆这个名字,就必定会和陈嘉庚有关联,书中也必定有论述林文庆辅助陈嘉庚办厦大之事。读后,在慨叹不为人知或被众人误读的林文庆一生真相的同时,另有一重大发现,那就是:林文庆1931年即提出“嘉庚精神”,并对“嘉庚精神”进行了总结。由此,“嘉庚精神”的被提出时间提前到了1931年,比之前所知的1940年还早了几年,提出者是林文庆,因此最早提出“嘉庚精神”之第一人是林文庆。由此,使人联想到现今出现字眼频率极多的“陈嘉庚精神”之各种版本。因此,觉得有对提出的最早版本进行说明的必要。

据有关学者考证指出,“嘉庚精神”的最早文字记载,是在抗日战争中的1940年,厦门大学迁址福建长汀县,厦大师生欢迎陈嘉庚先生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归国至长汀县视察。1940119日,厦大校友会在长汀编印的《厦大通讯》(第2卷第9.10期)“欢迎陈嘉庚先生专号”出版,内刊登有何励生先生所写的“嘉庚精神”一文,文中指出““嘉庚精神”就是我们的精神,我们非但应该随时记住效法而已,并且应该发扬光大!”[②]

此外,另有一说法是“陈嘉庚(或嘉庚)精神”的提出,有文字记载的,初出于19831020日《厦门大学》校刊(第114期),为庆祝集美学校七十周年校庆而发表题为《大力发扬嘉庚精神”》的评论员文章。[③]此后,“嘉庚精神”的字眼出现频率逐渐增多,直至现今得以广泛公认和使用。

 

 

林文庆对嘉庚精神的提及与诠释

 

 

在《大学校长林文庆》一书中,作者将林文庆对陈嘉庚的言论资料,进行了很好的汇总和揭示。[④]否则,对这一议题的揭示可能还将推迟。

林文庆担任厦大校长后,1925年起,受世界经济影响及其他因素,陈嘉庚在南洋的实业开始收益减少。维持厦大集美两校的经费来源发生困难。陈嘉庚多次招募办校费,屡次受挫。林文庆也先后三次去南洋,利用自己原在南洋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帮助陈嘉庚招募办校经费。尽管未大获成功,但林文庆在做招募宣讲及各类大大小小的诸次演讲中,就多次提及号召南洋华侨和厦大师生学习陈嘉庚精神的内容。笔者对这些资料进行了一一核实,确实如此。

根据《厦大周刊》中诸多林文庆的演讲记录记载,林文庆对陈嘉庚精神的提及和总结的原始文字,依时间先后大致罗列如下:

“我们不能不格外感谢陈嘉庚先生对于本校的热心毅力”。(《校庆三周年林校长演说辞》(1924)和《本校五周年纪念会林校长之演说辞》(1926))

“我们实在应该感谢这辛勤的创办人,并应该决定把他的义举做我们的榜样”。(《陈嘉庚先生提倡教育之目的》,载于《厦门大学八周年纪念特刊》(1929);《陈嘉庚先生与本校》,载于《厦门大学九周年纪念刊》(1930))

1931年,在总结厦门大学创办十周年的纪念意义时,林文庆将陈嘉庚对厦门大学的奉献,升华为是嘉庚精神的体现:“嘉庚先生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我国圣贤所传给我们的‘天下为公’的精神,是一种利他而肯牺牲的精神,嘉庚先生有此种精神,所以他能殷急公好义,把他自己努力所得到的大部分金钱,拿来办教育,为社会大多数人谋最高的幸福”。[⑤]

“……我们应对陈嘉庚先生表示无限感谢”。《厦门大学最近一年来之回顾及其感想》《厦门大学十三周年纪念专号》(1934

“历述陈校主设立本大学之苦心及本校十三年来经过的概况,最后并勉励诸同学应效法陈校主牺牲为国的精神,语多痛切。”[⑥]

“……尤以陈校董之精神与毅力,最足动人。他十余年来对于维持吾校的工作,未尝稍懈。他的坚强,伟大的人格,实足使人敬服。……南洋人士赞助吾校的动机,一方面固起于爱护吾校,而他方面亦因受了陈校董伟大人格的感动。陈校董的人格实足为我们同学及全国人民效法的。”[⑦]

“立身处世。贵有志向。兹欲略述嘉庚先生创办本校之旨趣。以凭采择仿效。陈先生在民国成立时。以为此后应力求建设。而建设需要人材。故立意设立大学以培植之。今诸君皆已服务社会。甚望体念此旨。努力建设云云。”[⑧]

“校董陈嘉庚先生为人民为教育而牺牲,以谋各种事业之建设,其精神殊足为各位效法”。[⑨]

相比而言,尽管林文庆提出的“嘉庚先生的精神”这几个字,不是我们现在所常听到的“嘉庚精神”这四个字的整体,但是可以明晰的是,二者所表达的意思是相近的。只是后者更简明直接罢了。

同时,尽管林文庆所总结的嘉庚精神的内涵,远没有现今大多学者所总结的文字多、内容广,而着重突出于陈嘉庚倾资办学、“利他而肯牺牲的精神”“牺牲为国的精神”“为人民为教育而牺牲,以谋各种事业之建设的精神”,但可以看出,这些宏观角度的概括,基本可以囊括现今众学者所总结的嘉庚精神的基本主要内涵。因此,林文庆最早提出“嘉庚精神”之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林文庆宣传陈嘉庚精神之原由

 

 

由上,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事实,正如作者严春宝所总结的:林文庆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宣扬陈嘉庚对厦门大学、对国家教育的重大贡献,这样的文字在他的各种演讲、训词中随处可见。尤其是在校庆、毕业典礼这样重大的庆祝活动上,大力宣扬陈嘉庚倾家兴学,以便让师生记住并感谢陈嘉庚对厦门大学的贡献,几乎成了林文庆演说辞中的一个惯例。

那么,我们不禁会问:林文庆为什么要这样做?理由很简明。那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他的责任:“我们受他益处的人,将他个人和他的行事坦白的说出来,这实在是我们对于他和社会应有的责任。尤其重要的,就是希望别人能以他为例而尽力于社会事业。”[⑩]除此以外,则是尽自己的一切所能,求无负于先生,“同情于先生而努力于本校者,应豁然大公,以共负此利国救民之使命。”[]

林文庆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但却热忠于中华文化,曾立志从事教育事业。初始通过在商业上的合作,帮助陈嘉庚办胶园,两人相识,继而在林文庆的引荐下,陈嘉庚加入同盟会,两人同是怡和轩俱乐部里的好友,而在其他诸多的社会事业上的往来,使得他们逐渐了解、熟识。林文庆的西方思维,不同程度的影响着陈嘉庚,与此同时,陈嘉庚逐渐展示出的人格魅力,也无形中影响、感召着林文庆。最终,林文庆成为了日后辅佐陈嘉庚办厦大的得力校长的最佳人选。

在执掌厦大的16年里,医学博士出身的林文庆勤勤恳恳地为厦门大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厦大改为公办后,林文庆回到了新加坡。不料,没几年即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新加坡也难以幸免的被日军侵占。林文庆在日本人的威逼下出面担任华侨协会会长,筹集五千万元奉纳金,并奉命协助华人进行善后工作等,但却一度获得了一个骂名。林则以“装疯卖傻”艰难度过了那段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痛苦日子。日本投降后,林一直留在新加坡,逐渐淡出人民的视野,成为被人遗忘的“悲剧人物”。岂不知,林文庆去世时,新加坡的各大中英报纸刊分别以《新加坡的伟大老人去世》、《伟大老人林文庆博士逝世》、《一代首英林文庆博士仙逝》、《华人社会一大损失!林文庆博士元旦逝世》等为题刊发了消息。[]足见林文庆在新加坡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在林文庆抛弃新加坡的一切、来福建厦门挑起新建厦门大学校长的重担之前,其实,林文庆在新加坡社会的影响是远远大于陈嘉庚的。有如1938年陈嘉庚在新加坡所领导的南洋华侨爱国运动的影响力一般。在商业、教育、社会公益等各个领域,林文庆的名字都是响当当的。[]

林文庆和陈嘉庚,一个是土生华人的代表,一个是移民华侨代表。他们接受了不同的教育,根本就是属于不同类别的人。正如陈育菘教授所说,“当时的华人社会由于利益关系,互相争斗。……代表‘大清子民’的流寓迁民,和代表殖民地‘皇家华人’的土生侨民,形成了两个壁垒,其间深深地画了一道鸿沟。这两个阶层的领导人物,一个是继承东方传统的陈嘉庚,一个是接受西方思想的林文庆。幸而他们俩都具有卓越的见解,开明的思想,锐利的眼光,携手合作,相得益彰,终于产生了新的一代的接班人,这是海外华人历史的奇迹!”

而陈嘉庚的言行能打动一个西方思想的土生华人,可见陈嘉庚的倾资兴学之举,实为当时的绝无仅有之举。由此,林文庆能抛弃在新加坡的一切,来中国挑起厦大校长之重任,或许与他个人有在教育事业挥展拳脚的宏愿有关,但更与他钦佩、感动于陈嘉庚精神脱不了关系,这些可以从以上他的演辞得以明证。他们的确是华侨历史上的一段传奇。

 

 

(陈俊林)

 

 



[]严春宝:《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②]林德时:《嘉庚精神与厦门发展》,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12月,第86页。

[③]朱立文:概述“陈嘉庚精神”探究,《陈嘉庚研究》2001年,58-59

[④]严春宝:《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236-237

[⑤]林文庆:《厦门大学十周年纪念的意义》,载《厦门大学十周年纪念刊》,1931年。

[⑥]林文庆:《毕业同学会欢送林校长》,见《厦大周刊》第356期,1934年,21页。

[⑦]林文庆:《此次募捐经过情形》,见《厦大周刊》第368期,1935年,7-9页。

[⑧]林文庆:《厦门大学毕业同学会欢迎教育厅郑厅长唐科长在厦及林校长为母校募捐返校大会记录》,见《厦大周刊》第369期,1935年,13页。

[⑨]林文庆:《本校第十届毕业典礼盛况》,见《厦大周刊》第375期,1935624日。

[⑩]林文庆:《陈嘉庚先生提倡教育之目的》,《厦门大学八周年纪念特刊》19294月。

[]林文庆,《陈嘉庚先生提倡教育之目的》,《厦门大学校史资料(1921-1937)(第一辑)》,P240

[]严春宝,《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264-269

[]严春宝,《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244-245